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支撑体系亟待完善

进一步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、健全数据开放机制、完善法律法规,大力破除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性、制度性障碍,对推动数字经济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。

战疫建言 (6)

高太山 马源

数字经济是对冲疫情冲击、重塑经济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力量。疫情期间,一批数字经济企业利用信息技术和数据优势,在支撑疫情防控、促消费稳增长、助复工促生产、惠民生保稳定、提升治理能力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,各类企业也进一步提高了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。与此同时,面对疫情等突发事件,数字经济发展也暴露出一系列短板。进一步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、健全数据开放机制、完善法律法规,大力破除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性、制度性障碍,对推动数字经济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。

数字经济增强了疫情防控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“韧性”

一是赋能疫情防控。5G、云计算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病毒检测、新药研发、疫情发现和筛查、辅助诊疗、资源调配等领域,引起普遍关注。在助力病毒分析和药物筛选方面,阿里、百度研发的人工智能(AI)诊断算法,大幅压缩疑似病例基因检测及病毒结构分析时间,加快药物筛选和研发进程。在辅助识别诊断病患方面,腾讯、依图医疗等开发的AI诊断系统,可对患者病历和CT影像进行智能化分析,给出辅助诊断意见。在提升测温筛查效率方面,华为、腾讯、旷视科技等基于图像识别和红外成像技术研发的非接触式AI测温系统,广泛应用在地铁、车站、机场等公共场所,能够快速筛查体温异常者。在支撑群体轨迹预警方面,三家基础电信运营商利用信令和漫游数据,提供流动人员行程轨迹、预警情报及态势分析,为疫情形势判断提供参考。在疾病科普指导方面,丁香园APP为用户提供疫情相关知识解读;科大讯飞等公司推出的智能外呼平台能够自动询问、采集和记录疫情信息,对居民进行防控指导。此外,京东推出的“应急资源信息发布平台”,覆盖全国3000多家医药及食品企业,为物资调配提供保障。

二是促消费稳增长。疫情对零售、餐饮、旅游、交通等线下业务造成了直接冲击,线下交易额大幅萎缩,但网上消费迎来爆发式增长。除夕至大年初九,京东生鲜成交额同比增长215%。在线外卖成为许多餐饮企业对冲疫情影响的重要选择。网络阅读、网络音视频、网络游戏等信息消费更是迎来爆发式增长,部分产品日交易额突破10亿元,同比上涨50%以上。

三是助复工促生产。一批数字经济企业发挥信息技术优势,为大量中小企业复工复产提供远程会议、协同办公、在线营销等服务。在助推协同办公方面,中国平安、腾讯、阿里钉钉、神州云动CloudCC等为用户提供音视频会议、群直播以及协同办公服务。在促进复工复产方面,浪潮InCloud、紫光云UNIPower、中电云网等平台,在短时间内汇聚了上百万家企业复工复产数据,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。在扶持企业共渡难关方面,支付宝和网商银行两度推出了500亿和200亿元的专项小微信贷额度支持;美团启动3.5亿元专项扶持资金支持商户恢复经营,并联合金融机构提供不少于100亿元的小微贷款。在助力打开销路方面,淘宝、苏宁都开通助农专区,帮助农户促进农副产品销售。

四是惠民生保稳定。在交通出行方面,滴滴出行组建的医护保障车队为120多家医院的上万名医护人员提供服务。在互联网医疗方面,微医、春雨医生、好大夫在线等平台免费提供在线义诊服务。在网络教育方面,阿里钉钉、百度传课、腾讯课堂、网易云等一批网络云课堂,采用多云调度、视频压缩、CDN内容分发等技术,为全国师生“停课不停学”提供技术支撑。在解决就业方面,好活、盒马、高灯科技等推出的共享员工模式,解决了短期内一些零售企业暴涨的用工需求,也降低了原有企业的人工成本。

五是优服务强治理。数字化转型正支撑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加速现代化进程。疫情防控期间,国务院电子政务办、国家卫健委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联合开发的“密切接触者测量仪”APP,可提供在线查询服务,方便公众及时查询是否属于“密切接触者”。国务院“互联网+督查”平台面向社会征集疫情防控线索及改进建议,充分发挥了监督作用。上海、广州、杭州等一大批城市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向社会及时发布疫情信息,加强疫情动态监测,显著提高了公共服务水平。

疫情防控暴露出数字经济发展还有较大的努力空间

疫情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新契机,但从应急响应和长远发展来看,我国数字经济仍然面临产业数字化基础薄弱、与实体经济融合不深、数据开放共享水平不够、智慧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需求不匹配等诸多难题。上述问题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,这与我国互联网发展路径、产业结构、人才基础有关,也有认识不到位、转型动力不足、制度不健全等原因。

一是产业数字化水平偏低,与实体经济融合不深。疫情防控期间,尽管有少数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,能够快速实现产品转型并扩大产能,但多数制造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不高、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严重偏低,工业互联网APP相互独立,全链条服务能力不足,通过网络平台实现复工复产存在较大难度。总体上看,我国产业互联网尚不成体系,企业数字化基础薄弱,专业化人才欠缺,再加上部分企业认识不到位、内在动力不足等原因,产业数字化转型还处于起步阶段。此外,行业差异较大、部分行业封闭性又强,也加大了与数字经济的融合难度。

二是数据开放共享和整合利用水平不高。许多地方尝试利用大数据开展病毒溯源、人员追踪、物资调度等疫情防控举措,但由于数据共享不畅大大制约了各地应急响应能力,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资源调度无力、物资发放无序、个人信息重复采集等情况。数据共享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,此次疫情使其暴露得更加充分。这其中既存在“不知道跟谁对接、怎么对接”的问题,也存在“不愿”“不敢”“不能”对接等难题,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数据标准不统一、权责关系不清晰、共享机制不明确以及法律保障不健全等。

三是智慧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现代化需求还不匹配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智慧社会,是在科学把握社会发展趋势下作出的前瞻性部署。近年来,不少地方在城市大脑、“互联网+政务”、智能交通、智慧养老等方面投入巨大,建设了不少政务云平台或移动应用,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办事,提高了社会治理效率。但是面对疫情突发事件,尤其是遇到诸如追踪识别潜在病毒传播人群等全局性、系统性应急事件时,智慧社会建设的短板也暴露出来,例如系统分隔、信息孤岛、业务协同性差、管理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与精准识别、按需管控、靶向治理的现实需求存在落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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